据北京日报报道，年3月8日，小张来到北京地铁昌平东关站，准备乘车上班，却因身体不适突然倒地。40秒后，站台站务员赶到了小张身边，并立刻呼叫了值班站长，站长尝试和小张交流，但没有得到回应，于是拨打了急救电话。而救护车因堵车而无法及时赶到，期间，站长和急救人员多次通话催促，约半小时后，急救人员到达站台，但小张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经鉴定，小张的死因为猝死。小张的父母认为，在等待急救人员到达时，没有地铁工作人员对小张进行探查、抢救，导致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涉案地铁站未按照《北京市公共场所医疗急救设施设备及药品配置指导目录》配备自动体外除颤仪（AED），具有重大过错。此后，小张的父母将北京市地铁运营公司起诉至昌平法院，索赔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万余元。4年5人猝死北京地铁的问题出在哪儿？这样的悲剧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包括小张在内，北京地铁4年内已经有5位乘客猝死。早在年，北京地铁呼家楼站，34岁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倒在站台上，虽有3位乘客参与急救，但现场没有配备AED，该患者最终不治身亡。事发后，多家企业表示愿意捐赠AED，但被北京地铁拒绝。年，北京地铁宋家庄站，一名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倒在地铁站，心脏骤停，现场无AED配备。路过的医生为男子做了心脏按压，按压三十多分钟后，人还是没能救回来。年11月30日，北京地铁2号线一名男性乘客心脏病突发倒下，20分钟后到达对该乘客进行抢救。但由于现场无AED配备，病发后没有对患者进行及时除颤。最终，该患者抢救无效死亡。北京地铁某站（自己拍的）而时间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年9月25日，北京地铁13号线霍营站。一名男子突然晕倒，现场乘客将其抬上站台，2名乘客对其实施心肺复苏，但现场并未安装AED。半个小时后急救人员到达现场，该男子最终抢救无效离世。9月25日北京地铁站猝死事件发生后，全国*协委员、中医院主任医师敖虎山问道：「我想问的是，配置AED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北京地铁为什么不去做？！」事实上，北京地铁的AED安装，在今年年初已经提上日程。年1月2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召开公共交通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AED）等急救设施设备配置工作第二次推进会，与会人员深入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北京市公共交通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AED）等急救设施设备配置工作方案（起草稿）》。7月，北京市*府发布《关于加强本市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那么，为什么这些猝死的乘客仍旧用不上救命的AED？可望不可及的AED在美国，急救车5分钟内无法到达的公共场所全部依法设置AED，事实证明，如果AED安置地点合理，使用者接受过相应训练，猝死的生还率将会由3%提高至50%以上。日本于年开始推广安装AED，截至年，全国有大约有60万台，平均每10万人拥有的AED数量超过台，密度为全球之首。而截至年，我国的AED只有2万台左右，平均每10万人仅有几台。在上海，年每10万人配备数量为4.5台；在深圳，年每10万人配备数量仅为17.5台，远远低于发达国家配备数量。丁香园办公室的AED（自己拍的）与此相对的，是我国对AED的巨大需求。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统计，我国心源性猝死的年发生率约为0.04%，虽然发生率低于欧美国家，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心源性猝死总人数达到54.4万人，为世界之首。当心源性猝死发生时，需要对患者进行及时的抢救，包括除颤与心肺复苏。除颤进行得越早越好，每延迟1分钟，患者生存率就会下降7%～10%。然而，80%的猝死发生在公共场合，因此，当专业救护人员赶到时，往往已经错过最佳救治时间。在日本，除了在学校进行心脏急救培训外，消防厅还向社会提供各种急救讲座，其中就包括AED的使用。年，日本民众使用AED为患者实施电除颤次，1个月后的生存率达到44.3%。《平成22年消防白皮书》截图既然AED这么好，那为什么还没有普及？目前，一台AED市场价格在2万元左右，使用寿命约为10年。在这期间，不仅需要对仪器进行维护、检修，AED配套的贴片更是一次性使用产品，保质期约为2年，需要定期更换，并且还需要有专人对这些昂贵的仪器进行管理。还有不少公共场所配备的AED甚至因为「价格昂贵」、「管理方便」而落了锁，需要呼叫工作人员才能打开使用。中新网网站截图这就使得AED在国内，从一开始就被贴上了「不可及」的标签。这进一步导致大众对AED的认知严重不足。据《我国居民自动体外除颤仪使用和知晓情况的现状调查》显示，仅35.61%的居民知道AED这一名词，而能够准确描述出AED如何使用的仅有22.94%。即使在配备了AED的场合，一旦有患者发生心脏骤停，所能得到的处置方式仍然是「找医生」。我国目前并未对公共场所AED配备进行强制规定，因此，对于管理者来说「多做多错，不做不错」。即使有人捐赠AED，出于维护成本、操作风险种种考虑，也有部分场所会拒绝AED的入驻。是非的缝隙无过错，但能做得更好在小张的案件中，地铁公司的代理人表示，「猝死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有效的急救措施，为了防止二次伤害，我们不能采取更多行动，毕竟我们不是医疗单位。」地铁公司代理人表示，小张自从倒地后就没有过任何动作，立刻丧失了意识。公共场所的急救义务仅限于普通的摔伤、身体不适，小张的情况已经超出了一般公共场所的职责范围，作为非专业人员不能擅自处理。10月9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二审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小张父母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无法苛责地铁公司工作人员应具备专业医护人员的诊断能力和急救能力，地铁站是否配备适用于心脏急救的AED也并不与小张死亡的结果相关联。急诊夜鹰告诉丁香园：「虽然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北京地铁并无过错，但本应做得更好。据北京急救中心的陈志主任说，从7年前起，新上岗的北京地铁员工，都由北京市急救中心培训他们基本急救技能。
在急救培训中，心肺复苏肯定是必讲必练的内容。在没有AED的院外现场，面对突发倒地者，最重要的就是三步：识别心脏骤停，拨打急救电话，开始胸外按压。而识别心脏骤停，只需要判断反应和观察呼吸，这就是基本急救技能。这并不需要像医生那样具备特殊专业知识，也不需要分析、判断病因。
从北京地铁的应对上来看，工作人员并没有对患者呼吸状态进行一个持续的观察，也就没有在急救人员到达之前开始心肺复苏，这是做得不好的一个地方。」
据北京卫视年报道，北京地铁邮*等行业拟推强制急救培训，地铁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上岗需持初级急救员证上岗。北京卫视截图据北京青年报年报道，北京市红十字会已经在地铁、邮*等行业试点推行急救培训，要求一些特殊岗位的员工参加急救培训、掌握急救知识，持急救员证书上岗。北京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部部长称，如果患者在乘坐地铁时发生意外，地铁服务员将会在第一时间迅速到达事发现场，为患者做简单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紧急救护。年3月，北京急救中心与地铁二号线前门站区开展共建活动，为20余名新入职的地铁工作人员开展急救技能培训，内容包括急救基本知识、心肺复苏等初级应急救护的知识与技能，以及常见急症、突发事件的处置方法等。急诊夜鹰还告诉丁香园：「猝死悲剧另一方面也反应了院前急救体系的缺失。在AED大规模普及之前，可以快速推进的是调度员指导下的现场急救。
在普通人不会施救的情况下，由培训过的调度员进行电话、视频的指导，这在国外有成熟的一套系统，叫MPDS（调度优先系统），国内杭州、深圳、无锡、惠州等地也都有开展，并且成效颇丰。
但是MPDS对调度员的素质要求比较高，从实际出发，医院里招聘一些有急救经验的护士，通过培训成为调度员。
另一个尴尬之处在于院前急救队伍的素养，有些急救车到了现场之后往往不能很好地制定出现场施救策略，经常是『拉了就跑』，这就需要对从业人员进行更高质量的培训，给予他们稳定的晋升渠道，留住优秀的院前急救人员，从而提高现场急救的质量。」
AED普及，要让大家敢用有调查显示，在学习过使用AED的人群中，有69.4%表示，当目击一个突然倒地的患者时，愿意用AED为其提供救治；但也有2.5%表示「不愿意」，28.1%表示「视情况而定」，究其原因，大多是因为担心自己无法救治成功，或担心因救治不成功而惹上麻烦。急诊夜鹰告诉丁香园：「即便是经过急救培训的人员，在面对突发状况时，也有可能不敢施救。这是由于以往的培训把院前急救『复杂化』了，无形中让学习者感到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只要分得清三种不同患者：清醒的（活的）；不清醒但有呼吸的（活的）；无反应且没呼吸或仅有濒死喘息的（心脏骤停）。对于前两种需要保持观察，避免呕吐物窒息，一旦发现没有呼吸了，马上开始心肺复苏，等待医护人员到达。因此，在培训中需要把急救简化，增强场景式的应用训练频率，这样有助于大家『敢于救人』。」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正式实施，该法律被称为「好人法」，其第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意味着无论是否属于专业医疗人员，在紧急情况下使用AED实施救助，无论结果如何，都不需要担心背上责任。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开始普及AED与急救知识，事实证明，在设备与培训到位的情况下，AED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年3月，清华大学启动「公共电除颤计划」，台AED配上相应的急救培训落户，据悉，配备密度与世界AED普及率最高的几个国家相持平。5月7日，清华大学学生便使用宿舍楼内配备的AED成功救治了一名大一学生。据新华社1月12日报道，深圳地铁各线路已配备多台自动体外除颤器（AED），累计成功救人6起。
据界面新闻统计显示，在内地38个开通地铁的城市中，有19个城市的地铁站内配备了AED。
AED怎么用？